又或者是父亲类似的问责。

    “你看邻居家的某某，小女儿都上幼儿园了，她和你差不多大呢。真搞不懂，那样一样普通的女孩子，都结婚了。伱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对象呢？不要眼光太高了，男人最重要的是品性……”

    说实在，面对着父亲不高兴的教训，和母亲旁敲侧击唉声叹气，再好的过年心情也会黯淡下去，真是伤不起啊。

    过去的几年，往往松本庆子只能以装聋作哑，或是勤快地干活，来过这一关。

    她的原则是，你们可以管我，也可以催我，但是你催你的，我听不听是我的事。

    但问题是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父母也变得愈来愈唠叨了，越来越爱对这件事较真了。

    这就让她的痛苦越来越大。

    近年来，她简直要为回家过新年愁死，可不回又不成。

    毕竟父女俩平时就很少来往，真能全家三口儿坐在一起相聚的日子，每年也就新年这几天。

    松本庆子不愿意背负不孝的罪名，更不忍心让父母伤心，也就只好委屈自己，在煎熬中保持微笑，硬挺着接受精神鞭挞了。

    不过今年，情况又有了些新变化。

    因为生活里有了宁卫民的出现，松本庆子好像觉得父母的言语也没那么扎心了。

    甚至有些话她居然还听进去了，甚至隐约觉着还是有些道理的。

    于是她对父母展露的笑容也真诚了许多，态度也不像过去那么敷衍了。

    但也是因此，她就越发的想念宁卫民。

    从早上开始，总是趁人不留意就去玄关处打电话，希望能得到宁卫民的回复。

    而她的焦虑也就从承担父母的催婚压力，转移到了没有宁卫民回应的这件事上。

    结果到下午五点左右，总算如愿接到了宁卫民的回电，可没想到的是宁卫民居然还病了。